朱俊生：农业保险亟待长效机制

        2010年，农业保险长效机制的建立比数字增长更令人期待。长效机制的建立包括：农业保险立法、完善公私合作机制、确保政策、农户、保险公司共赢；减少农业保险交易成本、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及进行费率地区差异化，此乃实现农业保险成本“减排”，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的普及率和渗透率。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虽然也掏钱参加了农业保险，但对于农业保险表现的很漠然，对保障内容、条款等知之甚少。我们认为，应尽快颁布并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使中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尽快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出台由全国人大审议的《农业保险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农业保险政策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缺陷，从而确保农业保险制度更为公平合理。

        根据中国地域广、自然条件迥异的特点，应该探索区域保险费率厘定与指数保险等在中国的可行性。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做更精确的风险分类与区划，进行精确的费率分区。农业险的成本降低还有赖于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为了分散农业保险的巨灾风险，要研究推动建立中央财政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实现农业保险可持续经营。保险公司与政府之间必须建立政策性再保险机制，以实现风险共担。此外，保险公司还可以购买商业再保险分散风险。

        记者观察

        高管腾挪背后的资本故事

        无论是康典、解植春、周凝、段景泉、孙兵、杨智呈还是何志光，不管是资本的代言人，股东代表还是非资本的代言人、保险职业经理人，他们的来来往往，传言还是落座，最后的关键点在于与资本的“亲和度”。

        以生命人寿为例，从2008年到2009年末，股权发生了两轮变化，董事长也换了两次，分别是李钢、张峻；总经理换了四位，分别是李政怀、李钢、俞士杰和段景泉。

        熟悉生命人寿的人士有过这种说法：李钢是生命人寿的创始人，当时也是带着资本进来的，因为是资本的代言人，最早出任董事长，但后来不满另一个资本代言人李政怀的所作所为，通过资本的力量，将李政怀罢免，自己出任总经理。但在一轮股权变更后，李钢从董事会意外“出局”，连董事也没有选上。在李钢离开生命人寿后，股权的变化也直接催生了高管层的变化。

        保监会文件显示，2009年1月，生命人寿的股权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更，当生命人寿深圳系股权扩大时，深圳投资人张峻出任生命人寿董事长。

        2009年9月份的生命人寿股权结构又发生变更，主要以“深圳市武新裕福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增持为因。就在这轮股权变更后不久，生命人寿空降了新总经理，一两个月后，生命人寿冗长的高管名单再次发生巨变。

        “职业经理人有职业经理人的伤痛，股东方也有股东方的损失。”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分析道，他不无感慨地补充：“如果遇到简单民营资本变更时，保险职业经理人利用自己的市场价值和资源，或许尚可一搏，因为民营资本会权衡职业经理人的退出是否会导致公司价值下跌；但面对另一种更为强势的资本力量，保险经理人根本无法博弈，也许只能放下自己的一切成果，另觅栖身之所。”

        职业经理人的命运受制于资本的力量，这似乎是个定论。只是在保险界，资本变化的频率过快，导致经理人常常在资本之争引发的管理权变更中逡巡而不安，既要留心看股东的“脸色”，又无法按捺浮躁的心态，又何谈坚守职业的操守？

        新华人寿自1996年成立以来，经历了几次控股股东的变化。2000年“东方系”进驻，代表东方集团(6.80,-0.01,-0.15%)利益的关国亮利用股东的支持成为新华人寿实际控制者；2006年关国亮事发后，新华人寿的大股东是宝钢、苏黎世保险；2007年“东方系”等民营资本渐渐退出，保险保障基金出手接盘了新华人寿的主要股权，成为过渡性的控股股东；2009年11月，中央汇金宣布控股新华人寿38.815%股权，保险保障基金将所持有的新华人寿股份一次性整体转让给中央汇金公司，宝钢失去新华人寿第一大股东位置，国有资本汇金公司控股新华人寿，随后即空降新任董事长康典，孙兵辞别新华人寿。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11月28日，当新华人寿宣布新的董事会成立，新董事长已顺利选举出来。保监会主要部门的人士还在询问：谁是你们的新董事长，他是谁？

        新华人寿和生命人寿之间的高管腾挪，演绎着资本的绝对话语权。这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