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光靠公安部门去打击跨国拐卖，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有一个多部门参与的联动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拐卖人口犯罪活动，比如民政部门、妇联、法院等单位应积极参与进来。”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二处钱亚靖副处长对记者说。

　　他表示，《刑法》第241条明确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到，此法律规定有利于被拐妇女儿童的正常解救工作，但是，对‘买主’却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客观上造成对买方市场的打击不力，导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屡打不绝。”

　　董家禄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打击跨境拐卖妇女犯罪面临两个难点：

　　一是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多属团伙作案，犯罪成员众多，且多是单线联系，加之被拐妇女经多次转卖等因素，给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带来诸多困难。

　　二是办案周期长，警力不足、经费不足。因为拐卖妇女犯罪流窜作案特点突出，犯罪战线长，公安机关跨省开展调查、抓捕、解救等工作涉及地区多。

　　“面对越来越多的跨境拐卖妇女案件，我们感到压力重重、责任重大，但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董家禄表示。

　　被拐“缅女”笔录

　　——我叫义义野，牙岂族，今年19岁，家住缅甸木果木那木达村。2009年7月2日，我表姐邓几把我带到瑞丽，说是要给我找个赚钱的工作。在瑞丽，表姐把我交给了一个中国姐姐。我和这个姐姐坐了两天的火车，又坐汽车，来到了一个房子。房子里有2个男人1个女人，姐姐指着其中一个男人对我说，以后你就是他老婆了，跟他好好过日子吧，我当时吓坏了，就哭了起来。我求那个姐姐带我回家，可是她不理我，后来，我看见那个男人把很多中国钱交给姐姐，那钱是红色的，一捆一捆的，像红砖一样。

　　那天晚上，我就成了那个男人的老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多大年纪。后来，我偷偷给家里打电话，再后来，警察来了，把我送来了这里（瑞丽市公安局）。

　　——我叫万美玲，20岁，家住缅甸仰光。2009年10月，一个缅甸男人说可以帮我在中国找到好工作，把我骗到了中国。一个中国男人把我关在很黑的屋子里，先是用绳子绑着我，让一个一个男人在窗户外面看我。我哭得眼睛都肿了，那个男人见我总是哭，就开始打我，我的脸上、胳膊上到处都是伤……警察把我救出来后，带我去医院治病，后来我知道我得了肺结核，治好病我就被送到这里来了。我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别人也听不懂我说的话，我都快疯了，那天在医院里，警察让我听手机，里面有人用缅甸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听到我熟悉的语言，大哭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我知道，那个说缅甸话的人，就是这里的孟姐姐。

　　——我叫格里里莎，37岁，家住缅甸仰光。2006年5月，我被卖到了中国福建的农村，给一个农民当老婆，那个人又老又丑，对我也不好，总是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去。有一天我趁他不注意跑了出去，我坐汽车到了泉州市，在长途汽车站，我认识了一个姓张的中年人，他每天骑摩托车拉客挣钱。他把我带回家，我就和他过日子了。2008年2月，我为这个男人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我要被送回缅甸了。我惦记在福建的丈夫和儿子，我不想回去。但我知道，在缅甸我的家人也很想我，我也想他们，这真是太痛苦了。

　　——我叫米佳也，19岁，家住缅甸木姐。2009年6月，我和同村的3个姐妹还有另外3个缅甸女孩一共7个人，被4个男人2个女人带到了中国，本来我们说好了要来打工的，但是晚上的时候，他们把我们锁在屋子里不让出去，我们就怀疑是被骗了。后来一个姐妹偷听了那些人说话，才知道我们要被卖到别的地方给中国人做老婆。半夜的时候，姐妹们一起用力，把门锁撬坏逃了出来。刚到外面，我们就被那些人发现了，于是我们在黑夜里四散逃跑，我和别的姐妹跑散了，就坐在一家饭店门前哭，被好心人送到了政府……